今天上午，李安导演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师班如约开讲，与影迷们分享作为电影创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电影从业者们送来坚定的支持。
在大师班的进行过程中，坐在台下的观众多次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李安导演的敬意与感谢，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安导演也为未能来到现场而感到遗憾，并为台下和线上的观众们送来了祝福。现场，两位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创投平台走出来的青年导演——杨子、顾晓刚——也向李安导演提出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上遇到的困难，面对他们的困惑，李安导演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也一次次鼓励电影创作者们克服艰难的外部环境，持续勇敢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与技术手段。
李安导演现场讲授大师班
-东方与西方的创作初探-
在华语电影导演中，李安无疑是一位卓越的代表。他的电影兼及传统与现代的伦理矛盾，观照东方同西方的文化冲突，并游刃于这种差异和对立间，以微妙的分寸感试图在文化多元、众声喧哗、认同分歧的现世生活中致力寻求一条和而不同的出路。他在创作上融贯了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省思，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体验与感受，将之升华为其影片美学意念的表达。
相较于一些年少成名的导演，从纽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当了六年家庭煮夫才凭借《推手》崭露头角的李安算是大器晚成。而这次来之不易的冒头原本还可能更晚，因为尽管当时中国台湾中影的副总兼制片部经理徐立功盛情邀约并许以一千两百万台币的预算，但离台赴美求学十载的李安却踌躇不决。他担心既不艺术又不商业的《推手》会让他十年练剑，结果下山第一仗就被砍死了。直到后来侯孝贤一句：“我以前只有八百万，我们也拍啦，有机会能拍就拍！”才让李安下定决心同中影签约拍摄。而《推手》问世后一举拿下九项金马奖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男主、最佳女配和评委会特别奖，这使李安成功打响名头，走出从影以来长期的经济困顿，开始了独立创制电影的导演生涯。之后李安还陆续拍摄了影片《喜宴》、《饮食男女》，上述三部影片被称为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堪称是李安早期电影创作中的代表作品，在台北金马影展、柏林国际电影节及奥斯卡金像奖上均获得了多项大奖及提名。针对其电影中的父亲形象，李安导演在大师班现场表示，“父亲要扮演好他的角色，不光是很霸气的，他对长大的男孩有很深厚的影响，他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常常都是用父亲来表达社会的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些文化特色、社会心态。”
青年导演顾晓刚提问
李安拍了三部华语片后，便萌发了拍一部外语片试试的欲望。用他的话说，“东方是非常讲意境的，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有一个似有似无的东西，这是我在东方的体验，你看我们的东方绘画里面，人都很小，天地山水非常大，里面的留白非常多，讲意境，讲结构，而西方可能和他们的游牧民族有关，它的征服性、侵略性比较强，所以个人的决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这是西方电影可以很好看的地方。东方要怎么样融入或者改变它？我觉得一个新技术，观众需要新的东西，可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怎么样把我们习惯的东西、我们擅长的东西、我们的强项，比如像意境、似有似无的结构，还有整体的崇敬天地的感觉，把它发挥出来，融入到西方文化当中，我们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相继拍摄了《理性与感性》、《冰风暴》以及《与魔鬼共骑》三部影片的李安正处在不断尝试艺术探索的阶段，他逐步跳脱出个人经历的经验范畴，将自身背负的文化思考从东方延展至西方，由个人推及到社会，开始找寻起创作道路上新的平衡点。
-新世纪创作的平衡点-
平衡点的到来并非起自新的发现，而是源于对“旧账”的清算。在李安之前的创作中浮现出的通俗与艺术的冲突因对西方文艺片的挑战而延迟发作了，但当他再回转过来拍摄华语电影《卧虎藏龙》时，矛盾就终于被翻上了台面。李安是有武侠梦的，他对武侠世界充满了幻想，一心向往的是儒侠、美人的侠义世界。但在港台的武侠片里，却极少能与真情实感及文化产生关联，长久以来它仍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次无法提升。因此李安打算拍的，是一部富有人文气息的武侠电影。这个故事的表层情节包含了通俗武侠叙事最常见的公式，但其深层情节则折射出这种类型从未具备的哲学思辨。《卧虎藏龙》无疑是上电影史上的永恒经典，对于这部电影的改编，李安导演强调，“我不想做那个小说的翻译”；相反，他表示，“其实我大部分改编的小说，大概只看一遍，我怕再看下去我会进到那个小说里面，拍不出好电影，而第一印象往往非常重要，它什么东西打动到你，然后你就用电影的方式做你想做的东西。在我们业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你可以忠于一个小说，拍一个烂电影，或者毁掉一个小说，拍一个好电影。”
青年导演杨子提问
继《卧虎藏龙》之后的新世纪电影创作过程中，虽然李安在《绿巨人浩克》一片上不意失衡，“反暴力”与“非典型”的好莱坞超级英雄人物形象设置不被拒斥此类艺术表达的观众所接受而造成票房惨败和巨大的商业损失。但李安不久后便凭借《断背山》一片荣获个人首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重新调整好状态。而其后拍摄的《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李安一众作品里声名稍薄的一部电影，不过它在风格调性上却迥异于李安的任何一部前作，是一出轻逸松快的音乐喜剧。影片复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运动，尽管讲的是伍德斯托克的故事，但重心仍是归属在导演熟悉的成长与家庭视点，把文化探讨渗入到家庭情节剧的个人史之中。这部影片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李安在弹性适应大众流行口味与坚持个人艺术风格之间的摆荡，他希图，也渐渐逼近了那个平衡点的所在。
此际，李安的电影创作已然从家庭伦理情节剧的格局中脱胎蜕变，他导筒下人物角色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也不再限于自我的生活圈层，而是涉入到纷冗的社会现实与广漠的时代背景中去。文人意识的自觉令他观照的对象也逐渐从中产阶级家庭辐射至更为开阔的文化社会群体。对此李安导演讲到，“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最安全的舒适圈其实是冒险，如果不冒险我会非常焦躁不安，我觉得事情会变得很糟糕，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但我觉得一个电影人应该具有冒险精神。”
青年导演杨子提问
-致力革新的边界扩张-
李安的创作思路发生了转变，路径重心也开始相应位移，这是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起观众们有目共睹的。他早期的每一部电影里都包含了观念的激荡，意识的激辩，东西文化的矛盾与互渗，传统和现代理念的对峙与和解。李安在技术创新上的探索也并非是他在创作上的一次彻底转型，严格意义上说，李安本就是一位始终致力于革新的电影创作者。在他身上一以贯之和恒久不变的，唯有不断开掘电影可能性，扩张其艺术边界的思变之心。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他看到了深耕3D影像技术的巨大空间，不过在拍摄该片时李安尚且将3D当作一种服务于剧情本身的电影技术，仅仅是通过这种技术用以展现画面的深远意境，为影片在通俗与文艺的并置中找寻到商业的突破口。谈及《少年派》，李安导演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拍数码电影，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立体的感觉，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很糟糕，因为我知道的东西、我表达的东西、我可以信任的东西，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所以，我就开始了新的探索，进入了新的空间。我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过了10年我又拍了两部，我后面还有计划，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阶段。”
李安导演提到，《少年派》对演员的要求非常之高，“他的表演方式必须要更精致、更含蓄，不要那么夸张；他内心的层次要更丰富，光有一个故事去表达还不够，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冲突，都要一层一层表达出来才可以。除此以外，演员还是在表演，他在无意识的状态里透露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也会被摄影师捕捉下来，所以对演员有非常高的要求，而这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希望把不好的东西淘汰掉，好的东西能够发扬。”
观众提问
直到定档于2016年10月14日、在美国纽约AMC林肯广场影院全球首映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问世，李安开始将高新科技与电影创作高度融合的观念延伸至世界电影创作的前沿，不仅使用时下最先进的3D、4K摄影机，同时打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电影拍摄与放映24帧的公认速度，以5倍于此传统规格即120帧的摄制速率完成整部电影的创作。为配合视听感官上的力度显现，影片大都是特写镜头。自特写镜头诞生起，便产生了与今时120帧变革相类的争议。在谈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技术使用所遭遇的质疑时，李安回应说，“苹果和橘子不能比较，如同2D影片和3D影片也无法比较，2D影片大家已经做得非常好，胶片电影本身也是非常成熟的艺术。数码和3D技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它本身还站不稳，处在一个婴儿阶段，所以这个东西拿来比较其实不太一样，也不能说2D的不够用，需要升级，不能完全这样想，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纵观李安导演的电影创作生涯，会发现他绝非一位安于循守、自我圈禁的导演。这种文人的意识自觉是天命式的，督促与鞭策他朝向攀越高山的道路不断前进。李安导演在电影创作上的自觉也令人不禁联想到，面对当下困难重重的电影产业，我们需要的也正是这种激流勇进的开拓精神。针对如今流媒体对院线电影的冲击，李安导演表示，“观众不进影院而在家里看，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你要做他在家里看不到的东西，只有自己努力，创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才能真正让观众走进影院。影院有它的仪式感和群体感，我相信电影院。”李安同时也认为，此次新冠疫情虽然对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但电影的革命性时代也可能会因此而提前到达，这需要产业内人士共同努力和推动。李安导演最后表示目前有一个英语题材的剧本正在写作当中，还有另外两个影片也处在构思当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都将与观众见面。我们期待李安导演在砥砺前行的道路上不但能发现新的风景，亦能够收获新的创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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